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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事实;讲道理” 文革与改革的对话

时间:2017-12-21 20:29:04  来源:红潮十次啦中文网  作者:蓝羽 发布者:铁犁

 

5月17日从腾讯手机新闻看到两篇来头很大的置顶文章:一篇是《人民日报:决不允许“文革”错误重演》(人民日报文章原题是: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而另一篇则是《环球时报:“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作为党外人士和一个草根百姓,笔者无需受到“框框”约束,径直就该两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提示一下,本文是今天第二次发表在长微博上,第一次发表在几个小时后显示出“被作者删除”,我除了莫名其妙之外仍然是一头雾水。希望真的是自己无意删掉而不是“被删除”,但倘若再来一次“被作者删除”的现象那就真不是“莫名其妙”了。一个草根言论并不过激而且是极其诚恳态度的话不应当引发当局或是媒体过度的反应,如果连这样的观点交锋都要封杀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即维护了在坚持“老说法”的基础上,又顾忌了“两不否”的约束。所以文章中对文革说法还是有区别于第二篇环球时报的文章,将文革说成是“内乱”而不是“浩劫”(至少关键词语上没有妖魔化文革,否认文革不等于可以妖魔化文革)。需要指出的是,该文中还刻意有两段与传统说法存在区别的地方,内容如下:

  

  “《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文革”的历史教训,牢牢坚持党对“文革”的政治结论,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要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两段话是对“两不否”论述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窃以为人民日报的文章比起环球日报的文章相对更具有客观性和进步性。而环球日报的文章基本上就是几十年来各主流媒介老说法的“复读机”,其中将内乱说成是“浩劫”明显是有否定“两不否”讲话精神的嫌疑,其客观上是起到了搞乱党内外思想认识的作用。对于环球日报的“背书”般,又似乎暗藏祸心的文章笔者不屑与之理论(笔者此方面论述已有很多)。而对人民日报的相对较为讲道理的文章;笔者也试图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笔者的看法绝非是为了“一刀切”的肯定文革亦或是否定改革,只是对该文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之说法提出并分享自己的补充认识。如笔者的认识是错误的;则建议理论大家们完全可以将笔者的认识作为“靶子”来进行批判,即便是错误典型也能以此来达到教育更多人的目的。因为批判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取得共识,只有有了更广泛的共识才能达到更大团结的目的。

  

  笔者通过学习领会他人观点和观察比较两个三十年的历史,个人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正确发动、被文化革命对象集团利用,给党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思想混乱的内乱,而这个内乱中普遍性的极左做法所造成的危害是全面和较为严重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通过后一个三十年的民生与人民意识形态的实际状况的反映来讲反而证明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在当时美苏称霸的时代背景下也完全是必要的,但文化大革命在具体实践上的确也是普遍性存在极左错误的。文革在对资本主义(当代来讲就是西化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与修正主义(当代来讲就是封建性质的官僚特权主义)对我国渗透的抵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对当代来说是具有重大理论建树的。其意义具体表现在是对未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同时也对自身意识形态战略与吏治整肃提供了基本的正反经验。因此本质上讲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反对和防范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体现在软实力的渗透颠覆部分在当时和现如今都是符合时代背景需求的,是完全正确而不是空穴来风的发动,因此这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总体上是属于进步性质的。有鉴于此我们才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客观地采取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认知态度,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推进正确改革实践的思想动力之源。】

  

  以上说法纯属个人表述,但表述一定也是有自己所认知的历史根据的。首先文革是正确发动的理论根据是以我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来评判。作为老百姓直观上的认识,文革时期老百姓虽然是存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吃不好现象,但不能罔顾事实而被妖魔成是人为造成长期性和普遍性的“吃不饱”(短期和局部性的吃不饱现象不能被恶意夸大直至妖魔化)。解放前的不到四亿人口到文革结束变成了七八亿人口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是有人在刻意妖魔化前三十年的问题严重性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承认文革时期国家在科工领域、医疗卫生等领域不但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在人民生活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方面完全是近乎免费福利的客观事实;这些难道还不能足以将文革妖魔成“浩劫”一说来进行有利的纠正吗?一方面明明是“一刀切”的否定文革之后,任其发展到了全社会肆意妖魔化文革的地步,并将这一妖魔化的违背客观事实的结果转化成了所谓的”共识“。这就好比如将一个有错误的寻常人妖魔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类公敌“。另一方面在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却将又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与养老的免费福利全部给改走了,变成了基本上将财富改到了权贵、富商与各类精英的”荷包里“。按道理对这种前后颠倒的社会现象应该给予理论上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实际情况是社会上反过来变本加厉的却将拥有公众各项重大福利的文革时代妖魔成一无是处的“浩劫”?文革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总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草民们现在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救不了业、养不起老的现象也怪到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养老均为大众福利的文革时期吧?因此无视这样的颠倒事实的差异而继续将文革中的错误全盘妖魔成一个人类公敌般的”浩劫“样子;这样的单边”大道理”即便是在全世界的老百姓内心中也会不服气。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所谓“浩劫”的文革时期会有娼妓赌毒吗?会有周秀云事件吗?会有如恶霸般强拆死人事件吗?会有儿子拔管和骗捐事件吗?会有毒疫苗事件吗?会有魏泽西事件吗?会有雷洋事件吗?、、、、、、事实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五大保障条件下,又没有处在上述各类事件的环境里受到压迫,也没有当今两极分化之现象,凭什么把文革时期的错误妖魔成一无是处的“浩劫”?这就是老百姓内心深处的“大道理”与官方“硬道理”的矛盾之处。这种矛盾随着当前某些强大的文化精英力量的持续妖魔化而被逐渐加深,而毛泽东热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交织里正从炙热走向沸腾的过程当中。因此讲文革是思想领域由于受到左倾性质的实践客观上发展成了“内乱”是较为准确的,而将文革说成是“10年浩劫”则完全是严重妖魔化的,其性质反而是反动的,其反动表现就是试图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为了实现让中国走“邪路”目的而服务的。

  

  其次说文革是具备时代背景下的必要性,其历史根据是建国后我国长时期是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军事、经济、文化与政治各方面都遭到封锁打压与渗透的世情背景之下。而这些封锁打压比起今天要严重百倍,其证据就是体现在最大压力形式的军事事件上就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抗美援老以及台湾海峡多次军事事件的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最低程度地印证了当时的“防资”并非空穴来风的拍脑袋决策,完全是由于压力已经表现出除了军事上的对抗外还必须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进行“防资”的必要。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的修正主义突然间演变成新的霸权主义,使得中苏之间的正常争论最终差点酿成了让世界都惊愕的中苏“原子”战争风险。实际上除了苏联原子弹几乎就要变成真实的威胁之外,光东北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机械化;隶属世界头号力量的装甲兵团就足以让我国除了最大可能的做好军事对抗准备外;还同时必须考虑要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进行“反修防修”了。因此美苏在当时给中国造成的一长一短,一缓一急的直接军事威胁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某件事而演变成一场强加于中国方面的侵略战争,面对这种两大巨头迫境的军事威胁;难道我们身经百战的党中央会单纯地采取以自己的军事弱势而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来相结合应对吗?即便是任何时期的一个我党负责全盘的领袖都会采取建立在最坏情况下的准备措施;即对内一方面加强军事力量的对抗准备,另一方面又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来达到安内并巩固人民意识形态的目的,从而为可能出现的被强加的战争奠定强大的政治基础,这就说明了“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时期并非没有道理。换成我党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在面对两大超级核大国都显示出直接的军事威胁之时;除了会提前加强内部同仇敌忾而进行“反帝反修”的人民战争之准备外;难不成还要不顾事实不做最坏打算却按照最好预估来喧嚣一片歌舞升平吗?在内部提前准备加以巩固的政治措施之同时;对外则一方面要利用美苏争霸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外交与军事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来实现驾驭两大巨头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三个世界理论的实践来加强和巩固第三世界领头羊的地位;从而使得三个世界可以真正“鼎”立,如此也就能获取有效利用美苏矛盾的自身筹码。综上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发动在当时的世情背景下是完全必要的。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现代所谓的理论大家会单纯地以为美苏实施了最高形式的军事压力不会体现在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渗透破坏是极其幼稚的,刻意无视这个时代背景来妖魔化文革发动动机完全是别有目的的,换句话说就是刻意地“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把文革发动的“防资防修”动机不和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相结合来评价就必然会发展成“邪路派”用以实现色变中国的“刀把子”。可以想象一下,当美苏在军事上已经陈兵边界要打你和已经在打你的情况下,在自己军事上又占据弱势的条件下,不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单纯地以军事力量应对能够从容有效的化解复杂形势吗?军事对抗结合内外的政治进攻的举措恰恰是毛泽东主席长期政治与军事生涯的经验优势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了与其同时代的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美苏所表现的军事上取胜不了、政治上总是陷入被动、渗透上又毫无成效的苦恼所在。这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别的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军事围剿、政治挤压、经济封锁、特务颠覆均最终遭到失败如出一辙。殊不知毛泽东主席长期的革命生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将政治、军事和对内依靠最为广大的人民三者高度结合的手段来实现以弱胜强的目的。毛泽东思想不是空头支票,而是通过货真价实的、艰苦卓越的革命历程所升华而出的,而文革时期针对美苏的空前打压不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再一次运用革命斗争经验的放大版。而没有了同时代的斯大林、罗斯福的美苏哪里还是对手?所以就自然出现杜鲁门威胁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照样狠狠地甩出手榴弹就是要以打促谈,而面对前苏联竭斯底里的准备使用原子弹时,毛泽东则以敢于碰硬的霸气直接号召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并秘而不宣地摆出了原子弹地下爆炸的临战状态,结果这不但让前苏联感到进退两难;反而还把害怕受原子大战牵连的美国人弄得心急火燎。于是中美合作局面在伟人高超的斗争艺术中反而被营造和勾勒了出来,于是怕硬的北极熊这才恢复冷静而走向了更理智,理智到与美国一起向中国争夺示好。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国家内部最大程度的同仇敌忾为基础的,而文革发动的“防资防修”目的恰恰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且是最为关键的“底气”的作用。

  

  为了真实反映文革时期表现在上述事实的具体情况,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说明文革时期虽有“内乱”但并非是“浩劫”,笔者现向各位转载一份周恩来总理的一个讲话。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

  

  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

  

  各位代表!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讯)

  

  以上就是文革在理论上和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动的历史事实的根据。所以笔者以为无论是对文革还是改革,均不能搞简单地一刀切。不能讲文革就一无是处,非要把实践中左倾错误造成的内乱说成是浩劫(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和其他外族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才是浩劫)是不得人心的。当然更不能讲文革就没有错误,如此就会发展成否认文革实践的左倾错误对国家各方面的破坏。同样改革也不可能全是伟光正,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改革是必然的,是有全民共识的。然而改革是新生事物就必然会有曲折,有曲折就会有错误。下面我们就用邓小平的话来评判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历程难道真的就没有错误吗?承认并面对错误,但绝不任性地罔顾事实而妖魔化错误,对文革如此,对改革亦如此!

  

  1、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2、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3、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4、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5、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6、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经过对照可以不难发现;改革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地以纠正错误的姿态前进。同理,文革在当时来讲也是新生事物,是在当时美苏争霸下的;有可能被强加战争威胁的必然应对措施,二者有显著的逻辑关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革也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文革的初衷与实践要求见文章配图佐证(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所以不能讲改革就可以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错误就强调可以理解,而文革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出现了错误就不可以理解,反而要说成是全盘漆黑的一场人类浩劫。有这样完全单边立场的“大道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化革命本身在政治与文化上也是一种改革,其初衷是为了不乱,但实践上却走向了乱,这就必须要我们后人实事求是的采取批判与总结并举的态度。这就好比如改革初衷是为了共同富裕,但实践上却走向了两极分化,所以这也同样必须要抱着批判和总结并举的态度。而不是恰恰相反不顾角度、背景和条件的作用力,空洞地只讲正确或是只讲错误,最不应该的是不分具体、不分细节、不分角度、不分高度、不分深度、不分条件、不分局部与全局、不分片段与整体地;全盘进行“对立”以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将一方出现的局部错误来证明另一方的全局正确。而习近平主席“两不否”的新论述恰恰就是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继承、批判和总结的新认知的巨大空间,这就如同从曾经的2d世界认知过渡到现在3d世界的认知水平,如此文革就应该是新中国60多年改革历程中的一部分。而其前后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就包含了文革与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没有那个时期的文革就没有现如今的改革。只是对其历史过程都应抱着错误的纠正,正确的则继承并发展的态度。而不是将文革与改革中的错误进行妖魔化,从而在客观上自己为敌对意识形态势力的渗透与破坏提供了颠覆自身的“理论武器”。

  

  值得万分警惕的是,当今的世情、党情与民情恰恰是滋生该颠覆力量最为肥沃的乐土。这一点在党内应该早已形成共识!所以巨大发展机会与险恶颠覆风险并存是我们当前主要而又凸出的时代特征。由此一切围绕把握发展机会的同时,以更加的注意力来杜绝险恶地风险,愿改革之帆在发展中披荆斩棘;迎风破浪!

  

  蓝羽  

  201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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