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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大跃进后庐山会议真面目

时间:2017-12-08 18:40:10  来源:《还清白于毛泽东》  作者:张宏志  发布者:wmx

           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本书前七章以极其广泛的、大量的、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既然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打击报复从何谈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对毛泽东的恶意中伤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对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对广大干部在运动中发生的错误是爱护、帮助,还是排斥、打击?毛泽东是主张前者而否定后者的。试问,大跃进运动能否定吗?大跃进的辉煌成就(详见本书概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发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伟大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应该颂扬,而必须否定吗?!人民公社运动能否定吗?否定了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抹杀了上述两方面的界限,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总之,查明事实真相;—坚持马列主义;肯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评述庐山会议的根本主场。

   庐山会议

   19597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附件一):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72日到X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

   7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附件二)。

   7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附件三)。

   7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会议于816日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方面刘少奇一些人心怀叵测,欲置彭于死地。刘、彭的冲撞,已势不可免了!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会议进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保护了刘少奇等人,而刘少奇—些人则咬住彭德怀不松口。

   彭德怀与刘少奇等人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按刘少奇的意图把彭德怀打成一贯反党的野心家。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求以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8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神话故事有“打鬼借助钟馗”之说,毛泽东作了一次钟馗。“196510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122页)事实上毛泽东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10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19581959两年,中国革命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关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庐山会议,历来众说纷纭。作者在这里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庐山会议之后

   会后,81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

   这时,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刘少奇接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党的工作毛泽东放手地交给书记处,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日常事务。毛泽东自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党的方针、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反修、防修问题。

   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得19588月以来,毛泽东用很大力气纠正的“左”倾错误,故态复萌。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824>)刘少奇这番议论,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的浮夸风。刘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夸风,一度搅得天下大乱。回避浮夸风,空谈大跃进的经验,是偷梁换柱,讳疾忌医。看来刘少奇是想赖赈。而那些追随刘少奇的人看透了刘少奇的心思。这里介绍一些刘少奇树立的典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坐阵的信阳地区的一些点滴材料;时任信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的回忆说:“常委们就给我总结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一、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二、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的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三、在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四、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作风。”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情况非常糟糕:被批判的干部,竟有12万人次。

   从全国形势看,由于毛泽东对反对“左”倾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召开了一系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决议,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觉悟程度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19594月,毛泽东发出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以后,浮夸风在全党基本上受到了遏制。所以庐山会议后的浮夸风除个别地区复发外,对全国形势未造成重大损害,基本上保持了全党、全国大局的安定。

   附件一:毛泽东拟定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七月二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丈,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会议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和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帐。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能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不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午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事实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第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度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消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附件二:彭德怀上书(3500字)

   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绩,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翻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多收”、“15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0909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实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后年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见,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彭德怀

                   1959714

 

  附件三:毛泽东723日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要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说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去,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去,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载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载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①)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②)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①②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的两次插话全是错的。其一,“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其二,“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没有讲”。刘少奇把马列主义搞错了。列宁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详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六 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第22223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

   现在许多人坚持刘少奇的错误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主张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补课。他们认为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而主张把公有制经济,拉回到资本主义来。拼命鼓吹私有化。吵吵让让20多年,而且越叫越响!

   刘少奇的特点:其行为表现为“左”,其思想则是右的。形“左”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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